这是一则非常普通的新闻里陈述过的历史事实。
抗日的烽火从东北一路蔓延到华北，日军飞机越过重重层云，屡屡盘旋在旧时都城的上空。为了应对抗战时局和巩固后方之需要，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专员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暨此，正当中国人民日日为战争所悬心之危急时刻，西安却开启了一场极为重要的、为期十三年之久的陪都建设大浪潮······
或许很多人至今并不知晓，八十七年前的西安，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令人自豪又扼腕叹息的悲壮历史。
那篇报道详细记述了陇海铁路修通后，带给西安这座城市的商业繁华。踩着高跟的摩登女郎、个性十足的金丝骷髅太阳镜，草绿色美军帆布腰带；还有兜售美货的小商贩，以及泡泡糖、巧克力、骆驼牌香烟、打火机、剃须刀······这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时尚装扮和进口洋货充斥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其时，笼罩在烽火连天中的万里山河已是残破飘摇，为何西安城却能偏安一隅、独享繁荣？十三年的陪都建设大背景下，西安城究竟发生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带着这两个问题，我开始一路寻根朔源，未料想刚刚触摸到这段历史边缘时，长篇历史小说《长安墨》的创作欲念便被引发而生。
写作欲念一旦被点燃，脑海中盘旋的都是对那个时代的追问。可以尽力搜集来无数关于民国历史的专著，却迟迟无法触摸到陪都大筹建时期西安城跳动的脉搏。为了能与过往历史中的时空会面、对话，除了深耕细究民国史，好像别无他法。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正确无误，最终还是对史料的大量翻阅，拯救了深陷迷茫的思路。
既然历史诱引入门，那就坚决从这扇门走进去。我抱定小说中的“沧海一粟”都得从浩瀚史海里捞取的坚定信念，开始从汗牛充栋的史籍中刨出有用的创作资料，并将图文论著中那些繁芜庞杂的部分剔除，继而将追寻的目光精确到西安城1931至1945这段历史的年、月、日。经过数次删繁就简的煎熬之后，创作所需的基础史料逐渐趋于明朗，小说所要勾勒的故事雏形亦逐渐清晰。毫无疑问，对历史事实的精准归置与拿捏，是小说《长安墨》顺利成书的关键环节。
世人皆知，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滴满浓重鲜血的一页，无论在白山黑水，或是烟雨江南，到处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战火边缘的西安城虽得以暂时太平，但后方屏障内的黎民百姓，同样为抗战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与牺牲。
史料记载中的那个时期，西安城里不论富商巨贾，或是贩夫走卒，面对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民众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尤其令人感到震撼的是，长安秦腔艺人携带剧目，冒着枪林弹雨，跋涉数千里，前往孤城北平慷慨悲歌，慰问抗战前线二十九军将士。正是秦腔艺人不顾个人安危做出的这番大义之举，让我眼前为之一亮，进而完成了对小说立意、纲要的最终架构，并将创作主旨落在长安梨园人身上。
那个距今不太遥远又极为残酷的年代，无论何人居于何处，都无法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完全隔绝。当时的长安梨园人，便将前方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战斗，尽数谱写在秦腔班社的剧作之中。这段老一辈秦腔人的血色记忆，还有他们身处战争铁幕下表现出的凛然之气，彻底为《长安墨》的创作打开历史尘封的阀门。于是，像陈凤良、沈金书、冯其中、陈竹君等戏曲人的形象跃然纸上，长达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紧随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个中滋味虽五味杂陈、却又妙不可言。
秦腔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或许只是楼阁轩榭之下的人声鼎沸，但对于喜欢它的人而言，却极其渴望探知舞台表演背后秦腔人的悲欢离合。能用一页页泛黄的史料，一张张民国长安戏曲人已渐模糊的照片，打磨出这部长篇小说，或许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秦腔又被现代人雅称为“摇滚始祖”，说明当下爱它赞它者大有人在，我仅仅像是从野路跑出的孩童，机缘巧合之间与秦腔撞个满怀。
局限于笔拙意浅，书中疏漏之处自是难免。如此，读者觉得《长安墨》还是讲出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我深感欣慰；哪怕是为老一辈秦腔艺人树碑立传，亦是乐见其成；若是能让更多人通过本书故事，触摸和了解到长安秦腔人的风骨情怀，就算我没有白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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