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从窗外探射进来，我望着墙上的一幅遗照，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带着黑框眼镜，将一头花白头发梳成大背头的老人半身像，他叫李承继，是我爷爷的一位老战友，而我，称呼他为“三爷爷”。
我叫刘夏，出生在粤东一个荒僻的小村子，在我十岁时，父亲到港岛工作，一家人本以为，只等父亲工作稳定后就可以接全家人过去，从而离开这个穷困的小山村过上体面的生活。
然而苦苦的等待却迎来了父亲的背叛；离家后的父亲一直杳无音信，直到一年后他与母亲通了一次电话。
等他们讲完了电话，我看到母亲在一边微笑着收拾衣服，她将自己的衣服都塞进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里，她告诉我，她要去找父亲，他们已经约好了时间，很快就可以接我和爷爷过去香港，然后一家人会在港岛过上很体面的生活。
我想帮她一起收拾，她拒绝了，说我收拾的乱，行李箱会装不下那么多东西。
直到我将她送到镇子上的车站，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自父亲后又多了一个想要骗我一辈子的人。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直到爷爷将晚饭端到我面前我终于哭出了声音。
那几年我和爷爷相依为命，过的很是清苦。
在我读初二的时候，家里收到了从港岛汇过来的一笔钱，不过再多的钱也不能改善我一丁点的生活质量，因为我不会去动这个钱；当然，爷爷也不会。
直到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爷爷便去世了，他将我托付给了他的老战友，一位住在省城已有八十多岁的老人。
他就是我后来的三爷爷，本是爷爷年轻时候的战友，错过了青梅竹马的挚爱，七十多岁了依旧孑身一人。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老人，做事一丝不苟，这应该与他在正规企业工作的原因有关，我只知道他在一家纸厂工作过，具体是做什么我并不清楚。他总是纠正我叫他“李爷爷”的称呼，非要我叫他“三爷爷”不可，我一直问他，是不是有个大爷爷和二爷爷，他却总是笑笑不再说话。
递交了辞职信后，我回到了家里。
这是一套两房一厅式的老旧企业宿舍房，三爷爷去世后将它留给了我，他曾说：不管怎么样，有个房子也算是能有个落脚的地方，老刘将你送来我这里又何尝不是给我送来了一位养老送终的人。
我与三爷爷在这套房子里一起生活了九年，可是他却并不喜欢这个城市的生活，平日里他从不出去串门，整个旧小区里也没有什么朋友，他总是跟我问起我在乡下的日子，尤其喜欢听我跟他讲春耕，秋收，灌溉、打鱼草、猪草的事情。
直到他弥留之际，他才跟我说，希望我能将他的骨灰带到乡下去。
他并不是乡下人，所以并没有属于他的土地，我知道他是想求我在乡下给他留一块地。
长途大巴沿着高速一路向东行驶了有六个小时，绕过几片山后转入了M市兴城县县城，我拦了一部跑两点一线的五菱面包车，司机是本地人，见我操着一口本地口音就没有宰客，收了我八块钱。
面包车先在县城了兜了大半圈，这是他们行业里的规矩，客人不多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兜客，我已是见怪不怪了。
这个老县城非常破旧，许多建筑的外墙已经是漆黑一片，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住着人，兴城县的发展慢与它本身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它属于粤东的一个独立小平原，四面环山与外隔绝；而出入这个平原，仅有西南边存在一条旧铁路和两处高速入口，这个状况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了。
司机在县城里兜了大半个圈，当车上一共有六个人的时候，汽车终于按着乡道往东开去。
现在是五月末，正是转入夏季的时分，太阳算不上猛烈，经常会有雨前的闷热，幸好，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半阴的天不冷不热。
一路上，车子走走停停，不断有客人上落。
现在小面包车上一下子挤了九个人，后排的乘客都窝在了一起，各种行李塞满了车厢，甚至还有个客人用蛇皮袋带了两只乌棕大鹅，我还真不知道，像这样大的鹅要不要算车费。
车内的气味变得驳杂起来，乘客身上的汗酸味，一些老烟民的呛味，混合着禽类的特殊气息，一时间车内的空气就显得很是难闻，但是我却觉得很是安逸；印象中，坐这种车就应该是这样的。
后座的两个大妈开始家长里短的聊起了闲天，其他乘客也三三两两地说着什么，车厢内的气氛倒是很活跃。
在这个时节司机是不会开空调的，我将旁边的车窗打开，看着车外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行驶中凉风从车窗灌进来带着丝丝秧苗的清新味道。
车子内为了扩展空间，去掉了第二排的座位，在司机位后面焊了一条金属的窄板凳，与司机位共用靠背，勉强算是第二排座位了。我挤在第三排靠着左边车窗的椅子上，这些棉布椅子非常破旧，好些地方的皮革破损露出里面的海绵，边角处还残留有棕黑色的污垢痕迹。
我将背包放在了自己膝盖上，行李箱则塞在了最里面。
与我面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黑瘦大爷，他下巴留着近十公分的稀疏胡子，皮肤褶皱就好像是风干的橘子皮一般，身上的穿着打扮像是一个农民工，操着不知道哪个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跟我打听到梧桐村在哪里下车，我告诉他：“车是顺路的，跟司机说到了的时候叫你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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