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花儿像是不需要生长期似的，玉兰、桃花、樱花、梨花，会在一夜之间迸发出积聚的能量和色彩，就好像是形影不离的伙伴约好了一起盛装露脸，既不抢别人的风头又不失自己的风光，彼此衬托着呼应着，张扬出满城热闹却不喧嚣的春色。春天的花，总是透出一种勇敢和泼辣，当人们还在畏首畏脚地缩进冬衣里，当初暖乍寒的飘忽不定让人无法把控下一步的风向时，春天的花却能坚定的把自己端立在不明朗的风中，让所有畏惧寒冷的悲观的心为之一暖，让所有观望的怀疑的眼神见到它能不再躲闪。是啊，该来的总是要来，该去的也总是要去。
可惜这几日的雾霾辜负了这番花语，灰蒙蒙的天挤压着花朵的饱满，让春天的坚定和艳丽变得灰头土脸的样子。
我也希望自己能有一种决绝的坚定，能有一种对春暖花开的信念，能够在寒冷中告别寒冷，能够在寒冷中坚信温暖会复苏。可是，我做不到。我的心胡乱地被雾霾涂上了一层灰不溜秋的颜色，除了感叹春花的勇敢，我自己却半死不活地无法受到它的一点点感召。
我灰头土脸地呆在办公桌前，一篇经我手的稿子被主编发现问题，把我叫去数落了半天。这篇稿子是关于医疗改革的，是我让记者多采访一些患者，把各种正反面的看法都反应出来，不必一边倒地歌颂成绩，而刻意回避还需改进的问题，而且对于成绩的肯定已经是主要篇幅了，只是在后边提出了几个患者反映的问题而已。主编认为，像我这样的老记者应该更给他省心些，应该更圆通而不是更锋芒。在主编抱怨操不完的心时，我的心里也谩骂不休，我哪里还有锋芒？我只是不想太过违心罢了，如果所有人都只吹一个调调，那声音岂不是过于单调无聊？
同事老王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任何事都不必太当真，谁当真谁是傻瓜。”我知道，这件事我若太当真，就成了别人眼里的傻瓜了。我不必介意，按主编说的做就是了，反正只是抬笔删两段的事。
可心里郁积着一股火，这股火一直想往外冒，这股无名的火被强压着，却压不住。我的生活里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当真的呢？我的爱情、我的婚姻、我的事业、甚至我自己，有哪一点是我可以当真可以明明白白地按自己意愿去做的呢？我活着，却像一个被牵线的木偶般，被所有合理的原因和不得已的情势所牵制，一步一步由不得自己地被摆放在各种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位置。我自己在哪里？哪些是我自己的明明白白的选择？
我在惯性中活着，这种惯性让我不必考虑就可以重复每天的日子，然而这些日子是否有价值呢？或者，也许，我是不是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价值了，我一直以为的价值也许早就没有价值了？
所有我认为美好的东西，一点一点露出狰狞的面目，美好变成了一种痴人说梦，变成了一种虚妄。尽管至今都不愿承认这点，可我没有证据反驳这点，我搜索着过往的日子，一段一段像看回放般仔细的寻找，但是找到的只有痛苦和无聊，以及自己的愚蠢，却没有找到美好。这个结论让人崩溃。
我的怒火让我想破坏一些什么，比如辞职，可我的理性却让我懒得辞职。辞去这份职业，等着我的只是另一份让人失望的职业。真心去做的事情只会真心去伤心，越想认真抓住其实越抓不住。我理解了原来我不理解的那种在中年人身上常感到的现世不恭，是啊，我也无法选择地染上了玩世不恭，在还没来得及去选择时，我已经在骨子里玩世不恭了，这是生命的必然阶段吗？
什么都不必当真！什么又是能让人当真的呢？当不去当真成了习惯时，人们是否还能知道什么是真？
我心里清楚，在我这样的年龄，已经不敢说“求真理”这样的妄言了，尽管年轻时，这样的话被常常挂在嘴上，人生的方方面面哪里禁得起推敲哪里禁得起求真？我现在的苦闷，就来源于我的推敲，我的事业、我的爱情、包括我自己，因为一直在推敲所以我自寻烦恼。
按主编的意思改了稿子，反正我不改别人也会改，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这篇小稿子，就算要当真一把，投放出去，也只会如沙滩上的一粒细沙般渺小，被信息的巨浪一冲，便会了无踪迹。连生命本身都渺小如流沙，何况一篇稿子？我知道我又要犯“幼稚病”了，别人认为我身上的文人气太重，恐怕就是指这种幼稚吧？
小孩子脱口而出的真话，大人却怯于说出口，面对那个光着屁股的皇帝，没有一个成人愿意开口说出真话给他听，只有孩子在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我现在也长成为一个成人，一个怯于说真话的成人，一个别人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的成人。
而面对我自己内心的时候，难道也不敢说一句真话吗？我知道我是怎样的外强中干，我知道我的淡定只是因为我的无能。我害怕被领导否定被边缘化，所以在单位我就要屈从于主编的意志，哪怕知道这意志是错误的，我不敢是人群中那个持不同看法的人，那个不被重用的人，我的“聪明”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傻子，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所以每当我犯傻要露出尖锐的触角时，我手里的剪刀会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触须剪掉，是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怯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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