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走后，这事情交给了若愚，皇兄回去后可以问问若愚。”
朱由检解释着，朱由校听后也点了点头，表示这主意不错，并不再纠结蜀王府的事情，而是指着蜀王府不远处的大片建筑询问道：
“那边又是什么地方？”
“回万岁……”李邦华作揖回答：“那边是整个四川及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的官署。”
李邦华这话一经说出，朱由校就很在意的往那个方向打量了一下。
官署是历代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对于控制城市关系极大。透过对历史时期衙署建筑格局与布局的分析，可以折射出当时州县政治体制的演变和城市发展的趋势。
在李邦华的解释下，朱由校也渐渐明白了各个官署的位置。
四川承宣布政使布政司在成都城西北隅五担山的南麓，四川提刑按察使司和西军都督府在东门内正街。
这三个主要衙门周围依附着许多下属衙门，仔细算来，成都城二十六万人口中，有近三万便是官员、衙役、士卒，其中有一半人马是西军都督府的官员。
这样的发展有些畸形，但却令人无可奈何。
对于军事上，朱由校有自己的见解，虽然不如朱由检，但也能感觉到西军都督府继续放置在成都有些不妥，因此他偏过头去询问朱由检：
“弟弟，这西军都督府，是否需要搬迁了？”
“自然，我准备将其搬迁前往安西行省安西城，将北军都督府搬往北庭行省北庭城，南军都督府则是搬迁前往云南昆明，东军都督府保持在沈阳。”
朱由检说出自己的安排，其中将西军都督府搬迁前往安西（伊犁）也是出自他自己的考虑。
首先现在的安西城只有百姓不到六万，如果搬迁西军都督府前去，单单官员就能让安西人口数量增加到九万，算上他们的家眷，恐怕能突破十五万。
安西城如果有十五万人口，那开发整个伊犁河谷就容易许多了。
至于南军从广州搬迁到昆明，他也是有自己考量的。
南军都督府最开始放在广州，是因为从这个地方不管是直接支援交趾还是旧港、南州，这地方都比较容易，可以乘船渡海。
不过，随着麓川行省、底马撒府、孟加拉府的相继收复，南军都督府需要驰援的地方就遥远了许多。
加上现在旧港、南州两个行省的汉家人口依旧达到了当地人口的六成以上，基本不会爆发大的民族叛乱，因此麓川、交趾、底马撒、孟加拉等地反倒是成了最容易爆发民族叛乱的地方。
如果说将西军都督府安置在安西是为了巩固大明在西域南疆以及河中地区的统治，防备波斯，将北军都督府放置在北庭是为了巩固岭北和西域北疆，以及防备沙俄的话，那南军都督府放在昆明就是为了防备莫卧儿和印度厮当的诸藩。
眼下昆明才是大明西南的交通枢纽，首先它位置居高临下，其次就是它有直通四川、麓川、交趾这三个大明粮仓的铁路，未来还可能会修通贵州、广西、暹罗的铁路，这就代表了它将是大明在西南的重中之重。
从昆明前往麓川最西端的孟加拉地区只需要三天，前往交趾最南端的占婆只需要两天。
如果要前往旧港和南州，也可以花费六个时辰前往交趾的交趾港，乘船十日抵达旧港，二十日抵达南州。
除了这些，南军都督府设立在这里也是有内部原因的，那就是防备麓川和交趾的九百多万少民作乱，同时威慑人口合计有一千万的暹罗、南掌、甘孛智三国。
一个民族问题捆绑了大明朝二百六十余年，而往后的日子里，它还是将继续捆绑大明朝。
除了民族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正在捆绑大明，那就是宗教问题。
就好似眼下的成都一般，在朱由检和朱由校在李邦华带领下绕着成都行走的时候，他们也注意到了成都城内的一些公共建筑十分显眼。
在成都城内，一些宗教性质十分显着的建筑众多，其中包括昭觉寺、大慈寺、金像寺、青羊宫、真武宫、重阳观、宝光寺、白云庵等七十二座佛寺道观。
除了这些，还有供奉俗神的建筑，诸如城隍庙、火神庙、关王庙、温帅庙、玄坛庙、老鬼庙、八蜡庙等二十六座庙宇。
最后，成都城内还有祭祀圣贤的庙祠，例如禹王庙、诸葛祠、武侯祠、射洪祠、乡贤名宦祠、六贤祠、赵公祠、乔公祠、大儒祠、潜溪祠、文昌祠等等。
《三国演义》的爆火从明初就开始，不过三国的许多故事却从东晋开始就流传，其中威名最胜的便是诸葛亮了。
诸葛亮与成都渊源颇深，原本他的武侯祠只是汉昭烈庙西侧的一个普通祭祀祠，不过明洪武二十四年蜀献王朱椿对武侯祠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缮和整合。
他在废除原在汉昭烈庙西侧的武侯祠的同时，又将诸葛亮像移入汉昭烈庙内刘备像东侧，将关羽、张飞像排列于西，以此将庙、祠合并。
到了后来，四川的官吏将北地王刘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和镇守关口格斗而死的傅佥也陪祀庙内。
诸葛亮的成名不是偶然，哪怕到了天启年间，作为皇帝的朱由校也在走到汉昭烈庙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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